悬浮时代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间房子

城市中漂泊的人们,如何在一座陌生的城市找到归属感?在这样的“悬浮时代”,我们或许会长居于此,也有可能在几年后就要选择离开,但生活在其中的当下,往往会渴望在这座城市中有属于自己的角落,与这座城市,以及城市中的许多人产生联结。我们所需要的究竟是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,还是在房子之外的更多可能?

6月9日19:00-22:00,三联人文城市与MAD建筑事务所联合发起了线上论坛“谁的新居住?——保障房时代的公平与效率”。我们以国内外住宅发展趋势、国家宏观政策为背景,聚焦了正在发生的新住宅现象,展开了不仅包括保障房在内的、更是关于新住宅时代的探究,期待借此影响城市不同群体对于城市更好发展的实践。

本次论坛,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、MAD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马岩松、Mapping Workshop发起人何志森、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杰、建筑摄影师孙海霆,由三联中读和人文城市的执行总编辑贾冬婷主持。嘉宾们分别从社会公平、建筑设计、人文精神、政策发展、影像记录等不同维度,探讨当下我们正在面对的居住问题。

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、副系主任,《清华社会学评论》执行主编,著有《穿透: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》《学问的冒险》《城市的张望》等著作。

为什么我们会把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,叫做悬浮时代?我特别喜欢去关注城市当中的人,这部分人实际上是城市里的漂泊一族,也就是所谓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。这些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身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痕迹:他们是从乡镇、乡村来到城市,寻找更好的明天。

在整个城市务工的生活阶段里面,他们会呈现出一种非常紧张的、具有冲突和张力的身份认同。一方面,他们非常想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当中,但是又被城市所排挤。同时,他们距离他们的家乡、他们的乡土实际上已经非常遥远。融不进的城市、回不去的故乡,就导致这一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出现了一种悬停在城市上空的状态,没有根基。

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之下,他们可以有一个崭新的称呼——新市民。对于新市民来说,这不仅仅只是在称呼上给予他们一个崭新的title,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、生活、文化参与、公共事务等不同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怀。这样的一些关怀,当然也包括保障性住房的分配,以及对于他们居住环境、居住条件的改善。

对于这一类人群,应该更多地提供帮助,给予他们一种对未来的期待和一种对未来的确定性。所以我觉得保障性住房,实际上是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在地的温情,一种对于城市融合度的温情感。

MAD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。代表作有“梦露大厦”、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、哈尔滨大剧院、鹿特丹FENIX移民博物馆、嘉兴火车站等。

我在胡同四合院长大,虽然院子里有墙,但是外边的胡同都是公共空间。那时候,一个大杂院里有时候还都不用上锁。远亲不如近邻,有一种邻里关系。但是,后来街道都有墙,一个个小区都是被墙分割,将这个城市进一步细化。

隔阂将墙砌到了整个城市,城市里面是一种人,外面又是另一种。我觉得从观念和物理上,墙的存在都特别不好。所以我们设计百湾家园关键点是想让它融于城市。我们必须将墙消除掉,进行融合。我觉得这也是社会保障工作很重要的目标。

公租房的人群用一种开放融合的方式生活在一起。我觉得打开围墙的目的就是能形成这种融合。我几次去社区,都看到居民遛狗,遛着遛着互相都很熟了,都能叫得出别人家狗的名字,这是空间对人行为上的鼓励,鼓励你运动,走遍整个小区的各个空间。

如果房子只是提供一个空间,我觉得是不够的。如果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考虑,要把我们对所有人的标签全部拿掉,每个人都希望住在和谐、和睦的街区。我们不仅倡导别人,自己也愿意和所有人生活在这样的社区。

我记得一个管理人员跟我说,我们这样的社区非常难管理,你必须设计一个很结实的门,脚都踹不坏,因为我们这里的人都是拿脚开门。但是我说,能不能设计一个大家不想踹的门,你把它弄得很好,很干净很白,大家会很爱惜它,而不是弄一个防弹门,让它保持长久,让每个人能感觉到社区表达的情感,去爱惜它、建设它。

Mapping Workshop发起人、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、扉美术馆馆长。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边界、参与式社区营造、跨领域合作设计、城市非正规性、微观都市主义等。

我是福建客家人,我们的土楼很有名。很多人可能只喜欢土楼,但不知道土楼空间是非常非常神奇的。客家人分家其实是非常有策略的,每一次分家都是一次重新建构联结的一个机会。

在分家的时候,比如说大哥的厨房会特意分到二哥的卧室的旁边,三哥的厕所会分到大哥的厨房旁边,他们有可能在不同楼,也有可能在同一楼。但他们希望在分家之后,兄弟之间还有这种视线上的联结,还能够每天可以看到。比如说,我在卧室里就能看到我哥哥在旁边炒菜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客家人的优点之一,他们还是很在乎兄弟之间的这种联结。

我2017年去深圳做了一个工作坊,是深港双年展的一部分,在南头古城。我们去到村里的时候发现,南头古城跟广州的城中村非常不一样。古城里的村民大部分是出租车司机,他们不算村民,不是原住民,几乎都穿着拖鞋。你几乎看不到没有穿拖鞋的人。

我带着学生去跟踪他们的拖鞋,才发现在南头古城里的他们每一个人租的空间都非常小,就只能放一张床。他们其他的生活功能空间都是游离的,是移动的。比如说,客厅可能在一个小卖部里面共享,晾晒空间是在旁边的一个地方,餐厅又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找。

它没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所谓的建筑红线的边界,他们几乎不关门,就是因为他们要时不时地移动,所以拖鞋是最方便他们移动的一个工具,而这种跨越边界的移动让整一个南头古城变成了一个共享大客厅,让人跟人之间的联结非常亲密。

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、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\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。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治理、城市发展、住房政策、房地产经济和城市经济。

社区也好,房子也好,我们最关键的要建立一个联结,建立什么的联结?是人跟人的联结,而不是人跟物的联结。

大家都在提这个空间这个概念,我相信不管是社会学家也好,规划学家也好,还是设计学家,大家都比较喜欢读列斐伏尔和哈维,他们都在谈论着空间,空间的生产、生产的空间。他们所说的空间其实重点不是物理空间,而是社会空间。

所以住房提供的主要不是一个物理空间,当然它以建筑空间、以四面墙屋顶和地板构建了一个基础,但我们看中的是它提供的嵌入到这个社会的空间,我们能通过住房嵌入到社会网络里头。在酒店里头你就不会觉得你是嵌入的,当然酒店是另外一种社会空间,但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社会网络,因为你是一个旅客。

为什么很多人向往公租房?他们不一定特别期待公租房的房子有多好,而是期待能被城市认可、被当作居民。你是市民,你在公租房体系就会有相应的各种服务。

所以我想,住房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社会空间的嵌入。所谓住房权,说到底是我们的生存权、发展权。我们需要通过构建一定的空间来构建一定的社会关系,让我们可以再生产,可以再发展。关于住房,不管在规划设计还是在哪里,关键是能不能让它嵌入到这个社会,让它能跟社会去交流。

摄影师、建筑师、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。摄影代表作有“城中村建筑立面”、“空房间”及“北京大板楼”等系列,近些年广泛参展于在机构群展中。

北京街边的大板楼,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,城市住房福利供给制度下的一种产物。

这些房子的整个状态是非常接近的,比如它们真的非常大,大概有七八十米宽,至少有12层楼高,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体量。

同时它又非常的平,没有任何的、多余的变化,或者为了造型去做一些设计。它完全是一个大饼脸,非常平的面孔,毫无波澜的表情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,一般的建筑师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一个前景。所以这些房子跟大部分的公共建筑或者说有表现力的一些房子相比,就显得特别不一样。它好像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欲望,变成了一个城市的背景。

在分房子的时代,它是非常能解决问题的。然后这些同类型的房子也比较有意思,它们基本上都在地块的最北边,因为会投下一个巨大的阴影。如果位于整个地块或街区的中部或者南部,所投下的巨大阴影会影响一大片区域的光照,以致于不能修别的房子。所以大部分的单位都会把这种特别高的板楼放在最北边,然后它朝着北侧的城市道路去投下阴影。

这些房子虽然特别普通,也没有多少设计成分可以去探讨,但是它们作为一个城市里存在了这么多年,为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提供庇护的一个场所,我觉得给它们去拍一张这样的肖像还是特别有必要的。因为毕竟所有房子都有寿命,总有一天这些房子会消失,但是我也希望给这些普通的、无名的大板楼或者是一个背景建筑,留下一张肖像。

我们希望能够以此论坛作为契机,向不同身份的人追问。也期待在过去实践与当下现状的多元思辨中,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未来居住的新可能性,启发和开辟城市不同主体关于广义居住的新理想。

如果你想了解本次论坛的更多信息,可以点击上方图片,打开三联中读APP,收看直播回放。

三联人文城市由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创立,以2020年首次发起主办的三联人文城市奖评选为起点,在中国城市化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节点上,探索城市与我们生活的密切关联。

MAD建筑事务所由中国建筑师马岩松于2004年创立,马岩松、党群、早野洋介共同领导。它致力于探寻建筑的未来之路,将东方思想带入建筑实践,创造一种人与自然、天地对话的氛围与意境,探索建筑文化实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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